鲁迅和朱安的这门亲事，大约协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。1896年，鲁迅的父亲伯宜公中年病逝。鲁迅的母亲守寡。祸不单行，不满六岁的鲁迅四弟椿寿于两年后亡故，这给鲁迅的母亲在心灵上以重大的打击，精神上以深痛的创伤。

鲁迅与原配朱安

作为长子的鲁迅，为了减轻家庭负担，早日担负起家庭的重担，不得不寻异地，走异路，到不收学费供给食宿的南京矿路学堂求学。母亲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弟弟，整日沉浸在悲伤忧愁之中。当时，住在新台门里鲁迅的叔祖周兆蓝，和鲁迅家只一墙之隔。鲁迅小时候曾在他那里读过书，两家邻里关系相处得很好，鲁迅叫他蓝爷爷。他的妻子人称蓝太太，母家姓朱，住在和鲁迅家新台门的都昌坊口只隔一条东西大街的水沟营丁家弄。蓝太太回娘家时，有一次把内侄孙女“安姑娘”朱安带来家串门，被邻居的鲁迅的母亲看见。当时朱安是一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少女，小朵朵的身材，鹅蛋形的脸，性情温柔，又懂礼貌，鲁迅的母亲一眼就看中了，顿时萌发了把安姑娘娶来做自己的大儿媳妇的念头。这时正好琴姑的婚事，又在长妈妈的“叽叽喳喳”中告吹。

鲁迅的母亲赶紧托人拉媒穿线，正巧蓝太太有个儿子叫周凤珂（后来与鲁迅一直有来往，鲁迅在日记中称“伯㧑叔”和“谦叔”的，就是此人），他的妻子姓赵，人称谦少奶奶，论族辈是鲁迅母亲的堂房妯娌。她为人善良正直，很同情鲁迅母亲的遭遇，自伯宜公和椿寿相继亡故后，常到鲁迅母亲房里，劝慰鲁迅的母亲，为正处在悲哀、悽凉和寂寞中的鲁迅的母亲分忧解愁，很得鲁迅母亲的好感和信任。鲁迅母亲就把这件心事告诉了谦少奶奶，这位热心肠的谦少奶奶，就做起拉媒穿线的媒婆来。大约经过几次来回磋商，周、朱两家的婚事，已有眉目。其婚事初步商定的时间，大约在1899年春至1901年春之间。这可以从《周作人日记》中找到线索。

据《周作人日记》1899年3月16日记载：“己亥二月初五日，朱宅出口，托惠叔备席，约洋五元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出口”，是旧时婚俗中的一种手续，先由男方出“求帖”，送到女方求婚，女方同意即收下“求帖”，另具“允帖”，送还男方，表示应允。绍兴民间称为“红绿帖”即是。“朱家出口”，该是朱家送来“允帖”，所以周家才托惠叔代办酒席招待朱家。这位惠叔，即周子衡，是鲁迅的远房族叔，小名惠，与鲁迅、周作人均有来往，故请他备席。自此之后，周、朱两家交往频繁，仅据《周作人日记》，就有如下记载：1899年5月14日记：“晨同朱筱云兄、伯㧑叔、衡廷叔、利冰兄下舟，往夹塘看戏。”次日又有去大树港看戏的记载，第三日又有“小云兄别去”的记载，这里所记的朱筱云、小云，即朱安的弟弟朱可铭（1881—1931），字筱云。他不但和周作人他们看了两个夜晚的戏，看完戏后还在周作人家住宿，到第三天才离去。

又1901年3月13日的《周作人日记》记载说：“下午同大哥、惠叔往楼下陈看戏，遇朱氏舟，坐少顷。演《盗草》、《蔡庄》、《四杰村》讫，即拟回家，被留不获行。惠叔与大哥先回，予留观夜剧。”从这些记载，可以推定，周、朱两家之关系已非一般。1901年4月13日《周作人日记》又云：“辛丑二月十五日，遣人往丁家弄朱宅请庚。”“夜作致大哥信三纸，拟明日由邮发。”这里所说的“请庚”，也是旧时婚俗的过程，“出口”之后是“请庚”，就是请女方告诉新娘的生辰八字，以便推算是否与新郎的生辰八字相合，如推算八字相合，下一步即是“文定”，就是男方向女方送“彩礼”，正式订婚。走完“文定”这一关，亲事才正式定下来。但周作人于1901年9月也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了，所以何时“文定”，未见于《周作人日记》了。一般来说，“请庚”是与“出口”紧接着进行的，但据《周作人日记》所记，对朱宅的“请庚”，却比朱宅“出口”推迟了整整两年，其中的原因，很可能是由于鲁迅的反对，而使鲁迅的母亲迟迟下不了这门亲事的决心。但当时的婚姻，还实行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包办婚姻制度，做父母的为儿女定亲，用不着征求儿女的意见，完全可以由父母做主的。

鲁迅之母鲁瑞

鲁迅的母亲虽然是一位开明的长者，但在婚姻问题上，也是受着旧传统的影响，从她的思想上，征求不征求鲁迅的意见，鲁迅同意不同意，都并非十分重要。因此，从“出口”到“请庚”，从“请庚”到“文定”，一步一步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。据《周作人日记》，周家向朱家“请庚”之后，当夜周作人写了一封三页纸的长信给鲁迅，大约谈的就是这次“请庚”的详细过程。鲁迅得信后，表示反对这门亲事（见周建人《鲁迅故家的败落》），提出要求朱家姑娘另外嫁人。但当时鲁迅的母亲认为，鲁迅虽然不赞成这门亲事，可能写信说不清楚，只要当面和大儿子好好说清楚，在母亲面前一向唯命是从的鲁迅，一定会听从她的安排的。为了早日订婚，因此鲁迅的母亲再次托人写信去南京说服鲁迅。不料鲁迅当时回信仍坚持反对这门亲事。但鲁迅的母亲认为，这门亲事是她主动托人向朱家提出的，自己没有理由提出退婚，况且这门亲事，亲友四邻者都已知道，提出解约，对朱家的声誉也不好，无缘无故被退婚，朱安姑娘日后如何嫁人。因此，要强迫鲁迅接受这个现实。

当时鲁迅考虑到母亲的面子，特别考虑到母亲接连遭受到丧夫亡子的不幸，为了不使母亲伤心，自己志在四方，四海为家，母亲身边有一个说话陪伴人，也就不再反抗了。他写信给母亲，提出两个条件，一是要朱安放足，二是要朱安进学堂读书。但这两项条件，传达到朱家时，朱家没有理会，既不放足，也未上学，他们认为脚已放不大了，妇女读书不成体统，以为这都是无关大局的小事。这样就一直拖到1902年初，“文定”的时间，大约就在此前后。

鲁迅是“文定”以后才感到“灵台无计逃神矢”去日本留学的。鲁迅一去日本留学，朱家一再催促周家完婚，鲁迅的母亲只好敷衍搪塞，一推再推，一拖再拖，这样一直拖到1906年，这时鲁迅已经二十六岁了，而朱安已经是一个快近三十岁的“老大姑娘”了。

这时由于朱家姑娘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大，朱家很希望早日完婚，鲁迅的母亲也希望儿子早日回国，了却她的一件心事。事有凑巧，1906年的一个明媚日煦的春天，鲁迅正由神田经过，在路上见到前面有一位日本少妇，带着三个孩子，她一手抱着一个婴儿，一手拉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小孩，后面还跟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，行进颇为艰难，鲁迅就上前，帮她把刚会走路的小孩抱起，送她到要去的地方。这时，不知被哪一位同乡留学生看见，误以为鲁迅已经在日本有了妻子小孩，回到绍兴就说鲁迅已经在日本结婚了，他亲眼看见鲁迅与日本妻子带着孩子在神田街上走。这件事传到鲁迅的母亲耳里，鲁迅的母亲十分焦急，三天两头写信给鲁迅，催鲁迅回绍兴完婚，这时鲁迅被逼得心里很苦恼，寝食不安，直至患了神经衰弱症。鲁迅的母亲左一封信、右一封信未能把鲁迅催回，最后无法，只得拍了一个“母病速回”的电报，鲁迅得了这个电报，信以为真，火速返回绍兴。但到了家门口，只见挂灯结彩，墙上张贴着大红喜字。鲁迅的母亲不但没有病，而且喜上眉头，正高高兴兴地为鲁迅操办着婚礼。

1906年7月26日，农历六月初六，这是早就择定的结婚的日子，鲁迅已无丝毫反抗的余地，也无申辩的时间，鲁迅只得忍着内心极大的痛苦，违心地接受了母亲送给他的“礼物”，承受这份“遗产”。当时他是这样想的，自己生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***的时代，死无定期，随时准备献身报国，随时有牺牲的可能。“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，也就随她去了”。他这时神经已经麻木，一切听从别人的摆布，按照绍兴旧式结婚的仪式，举行了婚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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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婚的那天，周家新台门热闹非凡，亲友邻居都来观礼，新台门内外，张灯结彩，灯火通明。鲁迅头戴拿破仑式的礼帽，帽子下拖着一条假辫子，身穿长袍马褂，外面罩有纱套，脚穿靴子，和绍兴习俗结婚的新郎一样打扮。朱安上穿红纱单衫，下着黑绸裙子，乘着八人抬的花轿，前有两面铜锣开道，后有梅花喇叭吹鼓手拥簇，来到新台门口。老嫚（绍兴结婚职业拉牵陪床的老妪）刚待揭开轿帘，只见新娘的一只绣花鞋从轿上落下，原来朱家知道鲁迅曾提出要朱安放脚，为了讨新郎的一时欢心，特地做了一双比脚大了很多的绣花鞋，无奈脚小鞋大，新娘还来不及下地，不小心宽大的绣花鞋掉了下来。据说，这是不吉利的征兆，鲁迅母亲知道后不大高兴。新郎新娘拜完天地，再拜先祖，一切礼毕，新郎由本家族叔周冠五和子传太太的儿子周明山拉着，新娘由老嫚陪伴，踏着地上铺着的象征传宗接代的袋皮（麻袋）上了楼。当新郎上楼的时候，由于宾客拥挤，被人踏落了一只靴子。

鲁迅后来回忆当时情况说：“那时家里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，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，反对旧式的婚礼。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。”（鹿地亘《鲁迅传记》）当晚，新郎揭开新娘盖头，只见朱安已是年近三十岁的人，两眼深陷，长脸大鼻，皮肤黝黑，不仅身材矮小，而且前胸干瘪，再加三寸金莲，看上去像一个发育不全的人。鲁迅见了一声不响，只是“脸上有些阴郁，很沉闷”（周冠五谈话记录）。闹完洞房，由老嫚扶着新郎新娘上床，鲁迅一夜未睡。第二天鲁迅家的佣人王鹤照一早起来，就看到鲁迅从洞房出来，只见鲁迅的脸上，有一块显眼的青色，原来是鲁迅的眼泪流在蓝印花被面上，把鲁迅的脸染上了。从第二天起，鲁迅就搬入了自己的书房，也没有按照绍兴的婚姻习俗和朱安去拜祠堂。婚后的第四天，鲁迅借口学习功课忙，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离开绍兴赴日本了。“灵台无计逃神矢”，鲁迅千躲万躲，千逃万逃，没有躲避开丘比特胡乱射来的箭簇，只能背负着这苦痛的婚姻，忍受这“无爱”和“无所可爱”的隐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