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｜江上苇

冯玉祥自传《我的生活》中有一章“从淮军的教习到武卫右军的兵”，把勇营和新军的气象风貌做了一个对比——

粮饷方面，淮军的兵是三十三天领三两三钱银子，吃的是掺了很多沙子的小米（冯这样的大块头，只好每天自己买两个烧饼充饥）；武卫右军的兵是每月四两八钱，吃的是可口的小米绿豆。

训练方面，“武卫右军在‘练’的方面实在比淮军好，但在‘训’的方面，却不大讲究。军官中不识字的占多数，不会喊操的却很少见。合计三十个军官里面，挑不出一个不会喊操的，这一点就比淮军军官高明多了。军中很注意射击，打靶的教法虽不见佳，但能够注意实习，即已不错。”

从北洋诸军中脱颖而出的武卫右军，很快就得到了一次锻炼的机会。

1899年，德国继强租胶州湾后，继续向胶东内陆渗透，侵扰日照、沂州，其传教士及教民也与地方频繁发生冲突。意大利在强租浙江三门湾未遂后，也派军舰活动于烟台外海进行军事威胁。

清廷乃决意以袁世凯率武卫右军以“弹压匪类，保护教民”之名义移防山东，实则为遏止德国继续侵食胶东内地。武卫右军士气高昂，摩拳擦掌准备打仗，袁世凯致徐世昌信称：“此来将士均甚高兴，志在一打，如又了事，必挫锐气。”他提出“专备德人，专防胶澳”，“欲防胶澳，莫如扼重青州”的防御思路，以司令部及军主力驻青州，步炮五队驻潍县，马步各一队驻高密等处。围绕胶州湾抢扼要点，层层挤压德国人侵略渗透的空间。此时山东尚有勇营34队，袁世凯建议清廷精简勇营，按照新军营制，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20营，驻防济南，为武卫右军的后盾。

面对袁世凯的实力遏止，德国人最终放弃深入，止于保守胶州湾，危机并未演变为战争。

清廷肯定了武卫右军稳定山东局势的作用，以袁世凯相继署理、实任山东巡抚。

彰德秋操中，正在演习对抗作战的新军，摄于1906 年

话说德国之强占胶州湾，其最初借口即是1897年的“巨野教案”。而在抢占胶州湾后，德国人以传教、筑路等理由继续向内地深入，更与地方民众频繁发生冲突，民众则借助宗教迷信组织义和团与之对抗，因而教案频发。

袁世凯之前的两任巡抚李秉衡和毓贤，因自己手里没有军事力量，既惹不起洋人，又怕激起民变，所以均默许乃至纵容义和团发展，甚至倡言民意可用，刻意诱导其针对洋人。

但袁世凯是个严苛的律条主义者，他既不容许洋人超出既有条约之外得利，也不赞同义和团私自与洋人或教民开衅。于是从他就任后，即以“调和民教、缉办拳匪”为务，在十数次晓谕义和团解散无果后，便施以铁腕***⋯⋯

于是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——义和团民在山东站不住脚，纷纷涌入直隶京津境内。

执掌朝政的满蒙亲贵接触到“山东老团一扫光、金钟罩、九龙灯之属，能役鬼神，烧海中船尽坏”“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，龙背拱夷船，皆立沉”等通天彻地的法术奥义，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始形成——既然神仙无所不能，开价又极廉甚至不要钱，何不索性支持他们“灭洋”？

于是义和团在朝廷的默许乃至怂恿下，围攻使馆、攻打教堂、杀戮洋人和教民，八国联军侵华之战即因而爆发。

此役中，拱卫京师的北洋武卫各军均遭到了重点打击。

聂士成率武卫前军在天津力战败亡，所部溃散。

董福祥的武卫后军，先是在北京配合义和团围攻各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，结果屡攻不下，后护送慈禧和光绪辗转逃亡西安。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，该军留归陕甘总督节制，后演化为西北马家军。

宋庆的武卫左军也在天津战役中遭到重创，但溃而不散，后亦护卫两宫西行。该军绵延甚久，从清末至民初，一直是淮系和北洋系的铁杆盟友。其余脉后随于学忠加入东北军，又被蒋介石改编为51军，直到解放战争才被消灭。

而武卫军中最精锐的袁世凯武卫右军，在这次战争中非但毫发无损，其实力还大幅扩充。联军进攻京津期间，袁世凯各种借口死活不肯赴援，因而未经一战，部队毫无损失。此外，赴援山东的江南自强军马步十一营，也被袁世凯抓进手中。

待“庚子拳变”结束，袁世凯的军事实力已从原武卫右军的7000人，陡增到两万余人，一跃成为华北仅存的清军重兵集团。

对新军而言，躲过庚子之战既是幸运也是遗憾。虽然保存了实力，但却错失了一次与顶尖高手过招的实战考验。它自成军以来的所有实战经验，仍仅止于剿杀国内的农民起义。